6月21日，中共中央纪委、最高人民法院、监察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办理党员和行政机关公务员非法干预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案件中沟通情况及建立典型案例通报制度的通知》。
　　《通知》指出：党员和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滥用权力，采取打招呼、批条子、强令等方式非法干预、阻碍人民法院依法执行案件的”、“煽动群众暴力抗拒法院执行的”将被立案查处。
　　已成痼疾的“执行难”产生原因很多，但是正如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办主任俞灵雨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时所说，“行政干预是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通知》的出台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的关注。专家指出，在中央规格的文件中出现这样严厉的字眼，甚至将行政干预的手段直截了当地明确指出，其力度堪称前所未有。也有评论称，这一政策击中了“执行难”的要害。
　　俞灵雨近日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披露了《通知》的详细内容，介绍了《通知》出台的背景。

　　有的地方竟煽动群众暴力抗拒执行
　　问：对于《通知》的内容，外界目前为止知悉的并不多，《通知》有哪些主要内容？
　　俞灵雨：《通知》首先明确了党员和行政机关公务员非法干预人民法院执行工作主要包括下列三种情形：
　　一是滥用权力，采取打招呼、批条子、强令等方式非法干预、阻碍人民法院依法执行案件的。比如，有的地方和部门制定与法律相悖的规定或文件限制法院的执行活动；有的就个案制发函文阻碍执行；有的地方对当地的一些重点企业实行“挂牌保护”，明确要求法院执行前要先经过某部门批准；有的地方指令当地法院预先采取执行措施对抗外地法院执行；有的地方和部门指令房地产、金融、工商等协助执行单位对外地法院的执行不予协助；有的地方不依法查处抗拒执行的违法人员，等等。还有一些地方的党政领导干部滥用权力，以权压法，随意批“条子”、打“招呼”，非法干预人民法院依法执行。这些行为严重阻碍了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正常开展，是目前公认的造成执行难的重要原因。
　　二是煽动群众暴力抗拒人民法院执行的。比如，有些地方的党政干部在人民法院依法执行时，不是耐心劝说被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而是煽动群众暴力抗拒法院执行，从而达到维护本地区、本部门利益的目的。
　　三是负有法定协助人民法院依法执行案件职责，拒不履行协助执行义务的。因协助执行人消极或拒绝协助，法院的执行工作孤立无援困难重重。
　　其次，《通知》确立了以下几个工作机制：一是典型案件通报机制。二是案件管辖机制。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各级人民法院在本地区执行工作中发现有非法干预执行工作的情形的，应及时向同级党委报告，必要时可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报告；对违反党纪政纪的，将案件线索移送有管辖权的纪检监察机关。第二种情况是在异地（跨省高级人民法院辖区）执行工作中发现有非法干预执行工作的情形的，由执行方法院所在的高级法院告知被执行方的高级法院，并由后者向所在省（区、市）纪检监察机关移送案件线索。三是工作沟通机制。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和人民法院应当依照职权范围，在办理非法干预人民法院依法执行的案件工作中互通情况，全面履行职责，充分发挥职能作用。

　　切实排除地方、部门保护主义干扰
　　问：为什么在此时推出《通知》？其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俞灵雨：近年来，“执行难”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早在1999年，中共中央就下发了中发[1999]11号文件，专门就解决“执行难”问题提出了要求。按照党中央的要求，中央纪委、监察部下发了《关于严肃查处解决人民法院“执行难”工作中违法违纪问题的通知》，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严肃查处造成人民法院“执行难”的违法违纪行为。去年年底，中央政法委又专门下发了《关于切实解决人民法院执行难问题的通知》，就进一步解决执行难问题提出了要求，其中特别提到了对于非法干预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甚至煽动群众暴力抗拒法院执行情节严重的，要选择典型案件予以通报。为了贯彻中央政法委文件关于建立典型案件通报制度的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建议与中纪委、监察部联合发文，得到了中纪委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期间召开座谈会共同征求了地方法院和地方纪检监察机关的意见，根据各方反馈的意见反复协商、几易其稿并报经审核，最终联合下发了这个《通知》。
　　问：但是也有人质疑这一通知的可行性，认为地方法院很难抗衡地方党政领导“打招呼”、“批条子”。对此，你怎么看？
　　俞灵雨：这个质疑不能说没有道理，在现行的体制下，地方保护有浓厚的基础，地方法院的人、财、物都掌握在地方手里，所以通过内部渠道是不能完全把问题暴露出来并加以查处的。不过，我们并不是单方限于地方法院的报告，客观地讲，如果一个案件遭遇地方保护、执行不了的话，当事人肯定不干，会向我们反映。因此，我们掌握线索的来源更多的还在于当事人，包括媒体以及网络，根据这些线索，我们会主动去调研并进行查处。